1949年5月，渡江解放軍（陳毅、粟裕的三野）挺進國民黨所重兵據守的上海，上海戰役正式打響，而在曆時16天的鏖戰後，這場大規模城市攻堅戰以解放軍的大勝而告終。

在上海成功解放之後，我軍最先要做的就是接管上海的經濟，開始進行全方位的社會整頓，因此與國民黨投降官員進行工作交接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於是在全麵解放上海的當天，也就是5月27日，解放軍軍管會代表（後來新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顧準等人接見了之前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銀行董事長，此人不僅是一名國民黨少將，還是陳誠的心腹。

不過當時在交接見麵時，這名國民黨少將竟然要求與顧準單獨私下談談，顧準一開始很是吃驚，但他心想若是自己拒絕，就顯得共產黨人沒誠意、沒風度了，也就應聲答應下來。

不久後，這位國民黨少將帶著顧準走進了局長辦公室，然後小心翼翼地關上門，並告訴了顧準一個差點讓他驚掉下巴的情報，即：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還是1924年（25年前）就入了黨的老黨員。

其實也難怪顧準會驚訝，因為在當時的時局下，是個人就很難相信一位年齡已經53歲，頭發還有些花白的國民黨少將會是一個黨齡比自己長11年的同誌。

為了印證此人說的是否屬實，顧準顫抖著拿起了電話，撥通了新任副市長潘漢年的電話，經過上麵確認後，顧準得知：此人是我黨潛伏在國民黨內部21年的一名紅色特工，他的名字叫汪維恒。

顧準

在知道來龍去脈後，顧準興奮地握住了汪維恒的手，一直重複著說：“太好了！太好了！”因為此時的他已經激動得實在想不到用什麽詞來迎接同誌的歸來。

不過當時因為時局還不穩，所以即便上海解放了，他本人也回歸了，但他的身份依舊需要暫時保密。

因此在兩人秘密開完會，一起走出辦公室後，交接的儀式仍是按照原計劃進行，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這場國民黨財政局長向解放軍交接的會議，早就變成了紅色特工回歸的一個戲碼。

在流程走完後，顧準也不墨跡，迅速派專車送汪維恒去見潘漢年，然後汪維恒將他從台灣帶回的軍事情報以及他在上海掌握的一些近期情報，全部親自交給了潘漢年。

1949年8月，上海時局穩定後，汪維恒正式擔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長，此時他原來的特工身份也算正式被公開了。

對於汪維恒而言，21年的潛伏生涯實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們若是想要詳細地了解他這麽多年以來經曆了什麽，還得從頭開始說起。

汪維恒

1896年，汪維恒出生於浙江諸暨縣一個地主家庭。

雖然在他童年時期家道中落，但終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家底還是算殷實，能夠負擔得起他讀書，因此他也得以接受到持續性教育，而這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是十分難得的。

物以稀為貴，人也是一樣，當時讀書的人少，讀書人就自然更加“金貴”一些。

所以在當時，他憑借著自身的那點學問，去找一個能養家糊口的活並不是什麽難事——實際上他也的確這樣去做了，在21歲他在老家諸暨縣的一個小學當上了一名教師。

不過像他這樣接受過新思想，新教育的人，在那個亂世，那個年紀實在是很難靜下心教書。因為他這樣的新青年往往都有著十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都希望繼續學習一些更“深刻”的東西，然後幫助國家走出困境。

因此僅僅過了一年教書生涯後，他就去了上海法文翻譯學校接受維新思想，之後他又投筆從戎，赴北京軍需軍官學校進行為期2年的學習。

1921年，也就是共產黨成立的這一年，他從北京軍需軍官學校畢業，此時的他隻有25歲。

作為當時軍中少有的文化人，他很受上麵的重視，不久便被指派到浙江浙軍裏麵工作，還先後在這裏擔任過營、團級的軍需官。

張秋人

後來在浙江寧波期間，汪維恒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工作中結識了共產黨人張秋人，由於兩人是老鄉，加上性格相投，他們彼此相見恨晚，很快就成為了好友，而且時常會有書信來往。

而張秋人見汪維恒與他一樣，都有著共同的理想抱負，所以一直都會給汪維恒灌輸共產黨的革命思想，而汪維恒也很認同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理念。

1924年，汪維恒在張秋人引薦下正式加入共產黨，就此成為寧波地區最早的4位黨員之一。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為體現我黨的誠意，我黨有不少人進入了國民黨體製內工作，典型的就有周恩來這樣的大咖，而汪維恒也沒有例外，最終在組織的安排下，他跨黨加入到國民黨軍中。

1926年，浙軍在響應廣州國民政府號召的起義中被北洋軍閥擊敗，為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汪維恒索性退出浙軍，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諸暨暫時潛伏，等待新的時機。

次年，也就是1927年1月，汪維恒收到了組織新的命令，即：在整頓國民黨黨務之際，秘密發展共產黨組織。

而正當共產黨的革命力量發展愈發迅猛之際，在短短幾個月後，蔣介石便在利益熏心之下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就此中共黨員開始被大規模清洗，而汪維恒所在的浙江地域一帶也未能幸免。

白色恐怖

不過中共地下組織當時也並沒有坐以待斃，為了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組織調任汪維恒為中共諸暨縣縣委組織部長，以小學教師的身份開展地下工作，並尋找適當的機會發動武裝暴動。

但由於準備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意外，導致黨組織人員暴露，無奈之下諸暨縣委隻能暫時終止暴動，讓參與人員迅速逃離，以免被抓捕。

在暴動計劃失敗後，為了更好地隱藏自己，諸暨縣縣委書記，包括汪維恒自身都一致認為應該在這個時機打入國民黨內部。

畢竟最危險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這也可以讓他成為我黨埋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個“冷棋”，或許未來能夠在某個時刻幫上忙。

在潛伏計劃定下來後，汪維恒於1928年9月來到南京，並找到了自己曾在軍需軍官學校時的老熟人，時任國民黨中央軍校經理處長的陳良。

陳良

作為好友，陳良一直都很欣賞汪維恒的秉性。

所以得知他來投奔後，立馬給他安排在國民黨軍需署研究所學習，這個學習我們可以理解成是“鍍金”，因為在結束之後，他就直接成為了少校軍需科長。

後來經陳良推薦，他又成為了蔣介石嫡係胡宗南手下的一名心腹軍需官。

抗日戰爭時期，他隨同胡宗南轉戰河南、山西，建立軍隊後勤補給基地，也算是逐漸在國民黨內部站穩了腳跟。

可是誰能想到，由於黨組織破壞嚴重，盡管汪維恒順利潛伏下來了，卻沒有人來和他聯係，不過他仍舊在一直在等待著組織的召喚。

在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同時，也會利用職務之便暗中幫助組織，當時有不少地下黨員都得到過他的救助，或者是掩護。

直到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第十個年頭，也就是1938年8月，他終於等來了組織的人——當時中共諜報機關負責人找到了汪維恒，與其再次建立了聯係。

此後汪維恒向上麵輸送情報，也算是有了一個比較方便的途徑。

蔣介石

1943年的時候，此時日軍在戰場上已經進入相對疲憊階段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分析國際形勢後認為：日本的失敗隻是時間長短問題，已成定局，但如今共產黨卻已慢慢壯大，若此時不加以打擊，以後將更加棘手。

因此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對共產黨控製的陝甘寧根據地發動了秘密軍事襲擊，以便抑製住共產黨的發展速度。

由於這次是一次比較大型的軍事行動，當時擔任國民黨西北軍需局局長的汪維恒自然需要給軍隊做一些武器彈藥調動，還有軍隊運輸補給等後勤工作。

也是在這一次的調動中，他發現了胡宗南軍隊要對根據地下手的險惡用心，於是立馬找機會前往重慶與共產黨員錢之光取得聯係，讓他搭線去見周恩來。

錢之光聽聞這個消息後，也是相當震驚，很快安排車輛，兩人秘密前往共產黨設在重慶的辦事處，在這裏汪維恒順利見到了周恩來等人，並把他知道的情況給他們做了詳細的匯報。

不光如此，汪維恒還順便將國民黨設在西北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布防圖，兵力配置，裝備設置等等情報都一並交出，在全部上報完畢後，才急匆匆的離開。

胡宗南

正是有了汪維恒送來的胡宗南內部情報，才讓八路軍做出了針對性的軍事應對措施。

而蔣介石在看到八路軍有軍事調動後，也知道八路軍已經有了防範準備，此時若執意出兵的話，不但軍事上占不到便宜，輿論上還要受壓製。

因此為避免吃“啞巴虧”，他隻好將偷襲八路軍的計劃暫時擱置，而汪維恒也相當於在無形之中，幫助我黨避免了一次重大軍事危機。

在解放戰爭時期，汪維恒調任國民黨中央，擔任南京聯勤總部副司令兼經理署副署長，此時他的作用就更大了，他經常會利用自己的職務，將國民黨的軍隊調動、武器彈藥配置，還有軍隊運輸補給情報傳給黨組織。

比如在著名的大別山戰役之時，蔣介石下令讓白崇禧率二十萬大軍圍剿劉鄧大軍，汪維恒得知後，迅速將白崇禧的軍隊數量、行軍路線，甚至是作戰計劃全部送到了我黨手裏，讓我黨有充分的時間做出應對準備。

再例如在遼沈戰役打響前一段時日，汪維恒又借著到河北、東北考察軍需配置的機會，繼續為我黨收集軍隊情報，他甚至曾將河北、東北各地國民黨部隊長官姓名、兵員人數及駐地布防這些十分具體、詳細的情報都搞到手了。

1948年6月，雖然此時三大戰役還沒正式開始，但蔣介石已經預感自己慢慢占據劣勢了。

為避免在與解放軍的角逐中最後失敗，他開始給自己規劃退路。當時在他的授意下，陳誠將汪維恒這個“軍需重員”調到台灣出任台灣第十補給區少將副司令兼供應局局長。

與陳良和胡宗南一樣，陳誠也很看好汪維恒，他認為台灣有他在，後勤供應就能夠得到充分保障，孰不知這位深受他們器重的國民黨軍需界少將竟一直中共的老黨員。

其實在得到這個調令後，汪維恒完全有理由拒絕，因為此時國軍敗退跡象已現，他完全沒必要再冒險了。但汪維恒想了想後，最終還是赴台任命去了。

因為他知道黨組織還依然需要他，畢竟台灣的軍事動向對於解放軍而言同樣是極其重要的，因此他毅然赴台，而且還做好了隨時為解放事業作出犧牲的準備。

而就在汪維恒於台灣工作的一年中，整個大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民黨軍隊在解放軍的攻勢下完全是兵敗如山倒，尤其是在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隊精銳幾乎是消亡殆盡。

在這個背景之下，汪維恒接到了組織的一封信。

這封信表麵上的內容隻是一首詩，但汪維恒很清楚這首詩其實是一則極其重要的情報，意思是讓他迅速離開台灣，返回上海迎接解放。

陳誠

看到這個消息汪維恒的內心自然是十分激動的，但激動之餘更多的是憂慮，因為陳誠對他極其看重。

其實受到國民黨高官的重視，這在平時當然是有利好，但放在現在卻不是啥好事，因為此時國民黨在大陸已經沒希望了，陳誠並不願意看著自己的心腹助手回大陸去“冒險”。這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拖累了汪維恒了。

好在正當汪維恒找不到合理理由回大陸的時候，台灣省方麵發生了一個突發情況——即供應局因局勢變化要解散了，也就是說台灣已經暫時不需要他這個供應局局長了。

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打電話向陳誠告別，之後於1949年4月成功回到了大陸，來到了上海，準備接受組織的下一步指令。

而當汪維恒來到上海之後，國民黨這邊，此時他的“伯樂”陳良也已經是上海市代市長了，他見到汪維恒很是高興，還推薦了他擔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

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這個官職可不小，而汪維恒也不想浪費這個崗位所帶來的便利。

因此當時他在組織還沒有正式下命令的情況下，就已經忍不住開始著手做一些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比如對財政局的檔案、倉庫進行盤查造冊，還有保護市政建設的一些構圖。

當然個人認為他做得最好的還是阻止上海的大批資金繼續向外流。

畢竟上海作為當時整個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之一，經濟絕不能就此被拖垮。保證有足夠資金留下來，才能更好地幫助戰後的上海重建。

不過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經濟上的貢獻之外，汪維恒對於上海的解放也曾提供了一份不小的助力。某種角度上來講，解放軍能夠在16天解放上海全境，他是有功勞的。

當時國民黨軍隊負責上海指揮防禦作戰的是湯恩伯，他在麵對解放軍的攻勢時，十分有信心的對外宣稱：自己堅守上海6個月沒有任何問題。

他的這種“自信”雖然有些過於盲目，但其實隻要給他充分的補助，肯定也是能給解放軍增加不小阻力的。

但在上海戰役開打之前，當湯恩伯親自找到上海代理市長陳良，要求他撥款用於加強上海四郊的水泥地堡防禦工事之時，汪維恒卻突然站出來阻止了，他對自己這位多年好友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即：“不要做敗局已定一方的殉葬人！”

一直以來，陳良對於好友汪維恒的建議就比較順從，更不要說如今解放軍兵臨城下，汪維恒的建議也是為他著想，所以最終他以“財政空虛”為由，拒絕了資助湯恩伯。

若是當時沒有汪維恒站出來阻止陳良，或許陳良就真的繼續撥款給湯恩伯抵禦解放軍了，而這時解放軍要想解放上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或許也就更高了。

在解放戰爭中，我軍之所以能夠不斷以弱勝強，最終取得勝利，與我黨的運籌帷幄，戰士們的浴血奮戰當然是分不開，但像汪維恒這樣一直堅持在隱秘戰線上輸送情報的同誌們一樣是功不可沒的。

在看完上文汪維恒的故事後，我們或許有人會刻板認為：汪維恒之所以能夠在國民黨當中站穩腳跟，並且逐步高升，很大一部分原因靠的是熟人幫襯。

但我們看問題的時候不能光看表麵，更需要看到更深層次的因素。

他為何能夠得到陳良的推薦，還有胡宗南與陳誠的信任呢？自然是因為他的人品值得信賴，為人正直，做派清廉。

而這樣的一個人，往往天生就是管軍需、後勤的料。

因為他不會貪汙軍餉，也不會去與人狼狽為奸，國民黨的官僚體係雖然黑暗，但還是有一些人會向往光明的，他們這部分人對於汪維恒還是比較推崇的。

他們欣賞汪維恒作為國民黨軍需界的領導，能夠油鹽不進，無論多大的“腕”都不給麵子的魄力。

也正是由於他們的支持，汪維恒才能在國民黨軍需界擁有一定地位，雖然好幾次被“有心人”給打壓，但始終還是能活躍在國民黨內部一線，為組織提供重要情報。